理智讨论：豫湘桂战役的惨败，给当时的中国造成了哪些负面影响？

进入1943年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重大转折。纵观轴心国阵营，双线作战的纳粹德国处境艰难，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政权被推翻，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颓势日显。

11月22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会晤，签署《开罗宣言》。宣言声明，“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

但令人惊愕的是，面对如此大好形势，蜗居于重庆的国民政府，居然“导演”了一场令人发指的全面军事溃败——豫湘桂战役。

资料显示，历时8个月的会战，国民党军队损兵50—60余万，更是创下了“37天丢掉38城”的尴尬记录。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在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输得这么惨？豫湘桂战役的的惨败，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哪些负面影响？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进入1943年以后，美军夺得了太平洋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为了扭转颓势，日本寄希望于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在将侵华日军各部分贯通起来的同时，与被切断海上交通线的南洋日军取得联系，进而保护本土与东海海域的交通安全。

资料显示，当时的日本陆军合计有96个半师团。其中，驻扎于东北的关东军有14个师团，驻扎于关内的中国派遣军有24个师团加20个旅团，本土驻有23个师团，东南亚地区驻有11个师团加2个旅团，太平洋战区有12个师团。

与此同时，联合舰队有9艘战列舰，8艘航空母舰，21艘巡洋舰，79艘驱逐舰，76艘潜水艇以及战斗飞机4600架。

与美军相比，日本不仅在军力上处于劣势，还被分散牵制在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的广大地区。

1）为什么发动豫湘桂战役？

1943年9月，日本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以“建立绝对国防圈”为课题的“战争指导大纲”。大纲的要点如下：

首先，在太平洋战场，“帝国（日本）应在太平洋及印度方面绝对确保的重要地区，包括千岛、小笠原、内南洋（中、西部）以及新几内亚西部、巽他、缅甸在内的防卫圈，确定对付英美进攻的战略态势，捕捉并摧毁敌军的反攻力量。”

其次，“对于重庆方面，继续不断地施加压力，尤其扼制来自中国大陆的对我国本土的空袭和对海上交通的妨碍，并迅速谋求解决中国问题，进一步加强大东亚的团结。”

坦诚说，这是一个超越日本实际战斗能力的防御方针。可即便如此，日本大本营还是根据“大纲”确定的方针，在1944年1月决定了实施对中国京汉路南段与湘桂作战的“一号作战”计划。

根据该计划，日军将在春季发动攻势，率先突破中国军队的正面阵地。在将主力集结于黄河南岸后，佯作沿平汉线南下，进至许昌或鄙城地区后再向西迁回，围歼第一战区主力，最终打通平汉线。

2）豫湘桂战役的爆发

1944年3月，日本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与南方军总司令官下达了作战命令。

4月17日，日军出动4个师团，1个坦克师团，4个独立旅团和1个骑兵旅团合计14.8万兵力，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发动豫中会战。

第一战区副司令汤恩伯集中18个军合计30万人，在第五、第八和第十战区的配合下，组织抵抗。

这场历时37天的大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全面崩溃惨淡收场。截至5月25日会战结束，国民政府合计丢掉了38个县市，平汉路南段被日军打通。

5月25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将一直设于南京的前进指挥所推进到汉口，正式开启“湘桂作战”。

5月27日，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横山勇集中10个师团、5个独立旅团及12个特种兵联队、1个飞行团，合计20余万人，发动了以攻占湘桂铁路为目标的长衡会战。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集中4个集团军合计15个军以及2个军共约40万人，在空军（飞机181架）和友邻战区支援下主动迎战。

尽管中国军队展现出了较为高昂的战斗意志，但截至8月8日为止，长沙与衡阳相继陷落，粤汉路北段被日军打通，湖南的大片国土被日军占领。

进入9月以后，日军以第11集团军6个师加1个旅，联合第23集团军2个师加1个独立混成旅以及第6方面军麾下的第11、第23集团军、第2飞行团和第2遣华舰队一部，合计16万余人，沿湖南、广东和越南3个方向，正式发起桂柳作战。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9个军、2个桂绥纵队、空军一部（飞机217架），共约20万人，在黔桂湘边区总司令部的3个军支援下防御日军。

经过两个月的战斗，截至12月10日会战结束，桂林、柳州、南宁等重镇以及广西大片国土被日军攻占，中国派遣军与南方军的大陆交通线被打通。

至此，豫湘桂会战宣告结束。

3）豫湘桂战役的结果

经此一役，国民政府彻底丧失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的大部以及贵州省的一部分，丢掉了洛阳、长沙、福州、桂林4个省会以及郑州、许昌、宝庆、柳州、温州等146座城市，2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6000万人民沦为亡国奴。

另外，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南宁、丹竹7个空军基地以及36个机场均落入敌手。

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如是写道：

自三合、独山及都匀之姬家桥相继陷入敌手后，战况危机，不仅西南各省人心动摇，而英美且有要求撤侨之事，造成社会之惶惑不安，八年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甚者。

不过，日军尽管达成了作战企图，但他们既无力保障大陆交通线的畅通，也无法有效阻挡空袭日本本土的盟军战机。简言之，日本的战败只是时间问题。

对于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军事科学院《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编者们认为，“这是国民党长期消极抗战和政治、经济、军事腐败的结果。”

简单地说，保存实力与积极反共的对内政策，使得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军队内部，存在着诸多严重问题。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内部不团结、即战力不足

1938年10月底，武汉会战结束，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政府不仅提出了所谓“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战略方针，还不断刻意保存实力。

比如在豫中会战中，尽管国民党军队在河南战场一败涂地，但是，蒋介石不仅明确拒绝了胡宗南参战的请求，还要求其继续封锁陕甘宁边区。

对此，美国总统罗斯福深表不满，“为什么蒋介石的军队不打日本人？为什么要把最精锐的军队屯在西北——红色中国的边境上？”

在长衡会战中，因为给养不足、兵源素质偏低等原因，面对困兽犹斗的日军，长沙驻军根本无力抵抗。在得到蒋介石的授权后，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不得不主动放弃长沙，率领主力部队一直退到了湘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汝城、桂东、崇义一带的五岭山脉的深谷之中“休养生息”。

2）军纪废弛，腐败丛生

首先，国民党军队训练水平极低，部队教育无人过问。

在长衡会战中，“当敌攻击时，红头山守备部队尚在掩护部中赌牌，以致失守，影响全线战斗”；在桂柳会战中，增援桂林的第93军，“打仗的时间还没有抢劫的时候多，军长不知道他的侧翼在哪里，不知道同其他部队的距离有多远，不知道日军占领了哪些村庄，没有打一枪就把他应该守住的阵地丢弃了。”

其次，国民党军队内部腐败丛生，即战力被进一步削弱。

在长衡会战中，第4军军部副官处处长潘礼昭不仅“假公济私，擅扣商船，重价勒索，以饱私囊”，还“将攫取之物，用五艘火轮装出，致长沙战斗紧急，转用兵力晚，渡河困难，贻误不少。”

因为军纪废弛、内部贪腐严重，使得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军队，很难得到各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与协助，进而致使其在作战、运输、补给等方面滋生了诸多困难，被日军各个击破也在情理之中。

3）指挥紊乱，战场纪律差

首先，在国民党军队内部，个人决策占据着主导地位。

众所周知，蒋介石喜欢控制基层，越级指挥，一度被称为“微操大师”。

对此，史迪威曾尖锐地指出，“蒋介石先生身居遥远之重庆，只依靠前方电报了解的一些简要情报，并不真正了解部队之士气和敌情，也不了解战场交通情况，而竟作较具体之硬性指挥，并要前线指挥官绝对服从，这就违背了战场指挥的原则。”

其次，战区与战区之间、部队与部队之间，常常不能协调一致，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

在长衡会战中，当第62军进至衡阳南郊之际，一度与核心守军隔山相望。倘若守军与援军适时配合，内外夹击，最少可收连击之效。遗憾的是，当守军发动反击时，外无援应；外围攻击时，内徒固守，良机坐失。

第三，战术不当，军事素养偏低。

资料显示，“蒋介石有一种嗜好，在使用一支部队的同时保留一支部队，以免双双遭受损失”。不过，如此“用兵之道”的结果是，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力量无法集中，还是被日军逐一击破，全盘皆输。

一言概之，蒋介石身上不仅存在着依赖英美、保存实力与反共的思想，抗战态度更是日益消极。再加上国民党军队军纪废弛，内部腐败丛生，军民关系恶化以及指挥系统紊乱、战术纪律差等原因，最终致使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上遭遇到了空前溃败。

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固然没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会战的惨败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时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国统区经济危机的日趋沉重

实际上，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国统区内已经相继出现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民生凋敝等不利局面。伴随着豫湘桂战役的惨败，这一困局被进一步加重了。

基于国家财政收入的角度看，豫湘桂战役的惨败，使得国民政府严重依赖的大宗田赋蒙受了巨大损失。

会战开始前，“田赋征实为河南四百万市担，湖南六百万担，广西三百万担，合计一千三百万市担。”伴随着会战的惨败，“1944年和1945年的田赋征实，数额减少了11%。”

另外，由于国土的大面积沦陷，另一大财政收入盐税也因盐销量减少而减少。

需要指出的是，在抗战初期，湖南和广西两省一直是工业内迁的落脚地区。资料显示，两省境内的工业设备合计6万余吨，占到了大后方设备总数的1/3。

令人遗憾的是，伴随着两省的迅速沦陷，这些机器根本无法带走，最终只能落入敌手。

另外，伴随着难民的大量涌入，不仅加重了大后方的承受力，也因沦陷区内法币的大量流入，加剧了国统区内通货膨胀。

资料显示，“在国统区内，多种货品物价指数出现了严重上涨。1941年12月，这一指数为100，1943年6月为613，1944年6月上升至1057，同年12月更是飙升到了3220。”

2）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持续激化

豫湘桂战役失败后，不仅以邵力子、孔庚、贾振为首的民主派人士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与个人独裁的现状给予了严厉批判，“一些国民党基层党员也为当局在战争中体现出的腐败无能而愤慨。”

当然，最令国民政府感到棘手的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几乎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众所周知，从国民政府成立伊始，就一直推行着“强化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的政策。

因此，豫中会战结束后，政府相继取消了晋绥军刘茂恩、庞炳勋旧部马法五和川军李家钰3个集团军的番号；长沙失守后，镇守长沙的广东将领张德能被枪决。反观一再丧师失地、屡战屡败的黄埔系将领汤恩伯，仅给予了其撤职留用的处分。

因此，当日军兵锋指向广西时，广西、四川、云南等地的地方势力，纷纷表现出对国民政府的严重不满。

在广西，由李济深等人发起“抗战动员宣传工作委员会”，不仅要求国民政府加强民主与抗战力度，还提出了“”

希望中央与地方长官要尽到抗战责任，立即动员广大民众组织起来，并使一部分武装起来”的呼吁。

9月12日，《云南日报》发表专题文章，对汤恩伯提出了严厉批评。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要人，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扩大地方职权，改变其“一切均归中央的独裁政策”。

在四川，从1944年5月开始，《华西日报》就连续发表专题文章，要求“迅速刷新政治，以挽救目前的危机”。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不仅在8月1日发表了题为“加强团结，挽救当前难关”的讲话，还提出了“今天不只是要求各党派，各军队的团结，而且也要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人民的团结”的口号。

衡阳失守后，广东、广西、湖南、福建、安徽、四川、云南和西康等省的军政领袖们，一度拟议成立一个由李济深担任最高领导人“西南联防政府”。

“联防政府”要求：“取代目前重庆的一党一人独裁政府；实现国家统一，全民动员击败日本；与盟国更紧密的合作。”与此同时，各省军政要人会以公开发出联名电报的方式，要求蒋介石辞职。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联防政府”方案最终不了了之。但这本身说明，国民党集团内部的矛盾已经日渐激化。对此，时任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在笔记中如是写道：“国民党与蒋委员长的地位，已经到了过去十年最微弱无力的地步。”

豫湘桂战役的惨败，使得国民党与共产党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均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豫湘桂战役后的国共关系

前面提到，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不仅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战略方针，还制造了以皖南事变为代表的一系列反共行动，妄图以武力消灭中共。

不过，在进入抗战后期以后，因为军事上的全面失败、财政上的困难以及西方盟国“不希望中国再度爆发内战”的现状，国民政府再度祭起了所谓“政治解决”的法宝。

即便如此，我党还是从团结抗战出发，积极派出代表与国民党谈判。正值国共谈判拉开帷幕之际，日本悍然发动了豫湘桂战役。

相比于正面抗战的一泻千里，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取得了与之截然相反的战果。资料显示：

截止九月底，正面战场尽管沦陷了十万多平方公里，但我们敌后战场却从敌人手中收复了五万平方公里土地。

正面战场尽管丢弃了四千多万人口，但敌后战场解放了四百多万人口。

正面战场丢掉了一百零二个城市，但敌后战场却夺回了八个城市；正面战场损失了几十万军队，但敌后战场又扩大了十万正规军。

在整个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与华南抗日纵队，共对敌作战2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6万多人，俘获伪军6万多人，收复国土8万平方公里。

截至1945年2月，我党先后开辟了豫西、豫南新解放区并恢复了豫皖苏根据地。对此，日本大本营也不得不承认，“在一号作战期间，原占领区的治安急剧地恶化了。”

在敌后战场取得的一系列耀眼成绩，显著提高了我党的话语权与政治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人开始瞩目于共产党，国统区人民寄希望于国共合作，美国驻华人员明显开始重视中共力量。”

1944年9月15日，我党不仅公开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还坚定地认为：

挽救目前抗战危机，准备反攻的救急办法，必须对政府的机构人事政策迅速来一个改弦更张，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召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在10月10日的双十演讲中，周恩来不仅再度要求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还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

用发展的眼光看，“建立联合政府”这一政治主张的提出，不仅进一步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力，也为中国人民提出一个新的奋斗目标，成为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

2）豫湘桂战役后的民主党派

这里的“中间党派”，泛指国共两党之外，主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党和派别。

抗战爆发后，中间党派纷纷表示拥护国民政府一致抗战。不过，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在加强“反共”的同时，对中间党派也施加了极大压力。

资料显示，在1939—1941年间，在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所属的53个支店当中，被查封与被迫停业的多达48个。

在1941年初，何应钦在国防最高会议上诬蔑沈钧儒、邹韬奋要在重庆暴动，迫使后者被迫流亡香港。

对于国民党军队的惨败，民主人士们普遍认为“是政治不民主的缘故”。6月20日．由张澜等人组成的“成都民主宪政促进会”，不仅提出10项改革主张，还强调“非立即实行民主，不足以团结各方，争取胜利。”

在我党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后，各大中间党派积极响应。9月24日，各党派代表合计500余人在重庆迁川大厦礼堂集会，要求改组政府。张澜在会上提出：

民国已经三十三年了，我们还是有名无实，这是多年来一党专政的结果，是治日少而乱日多，如今弄得政治、军事、经济各部门都陷于十分困难之中，非实行民主来唤起民众，团结官民，修理内政，不足以挽危亡。

10月10日，改组后的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再度提出了“贯彻抗战国策，争取最后胜利，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

一言概之，豫湘桂战役的惨败，使得中间党派开始以独立的姿态，正式走上了中国政治的大舞台。

各中间党派与国民党关系的变化，不只是这些组织与积极分子们活动的结果，更体现了社会潮流与民心所向，对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实际上，豫湘桂战役的惨败，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1）豫湘桂战役与中美关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不仅积极援华抗战，还特意给予了中国“政治大国”的地位。坦诚说，原因并不复杂。

首先，美国寄希望于拥立一个“统一的，接受蒋介石领导并且对美保持友好”的中国，使之成为“抵消苏联势力的平衡力量”，填补远东地区的政治真空。

其次，“美国帮助中国在军事上实现独立，使中国军队能逐步地采取攻势牵制日军，使之无法进行新的冒险。”

遗憾的是，伴随着豫湘桂战役的惨败，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美国各界一致认为：

日本越后行动计划取得成功，以及中国军队在日军攻势面前的被动局面，引起人们担心。这就使在中国的日军可能在中国大陆扎下根来，即使日本在本土战败以后，仍然继续在中国与盟军作战，这样就有可能把战争延长好几年才能把日本打败。

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在豫湘桂战役爆发后，美国就给予了国民政府非常大的政治压力。

1944年7月7日，罗斯福总统打电报给蒋介石：

日军进攻华中地区所造成的严重局势，不仅使中国政府感受威，且使美军在华基础受到影响。今欲挽危局。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鉴于现状之危机。我意应责成一人（史迪威），授以协调盟军在中国的作战资源全权，包括共产党部队在内。

衡阳失守后，日军前锋部队直逼桂林。8月23日，罗斯福再度致电蒋介石：

对于史迪威统率中国军队之事，应尽速处置，稽延与过分审慎，在此军情动荡之时，或会发生严重后果。如有稽延，则将失去挽救中国军事站急之时机，有害于中国，且有将牵及盟邦倾覆日军之计划。鉴于此，所有中国军队，除不能防敌及对日作战者外，应全由史迪威指挥。

9月19日．罗斯福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必须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中国全部军队。”

由此可见，美国对国民政府的不满情绪，已经达到了顶峰。

2）中美两国分歧的愈演愈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居然天真地认为：

我国自抗战以后，如能自强不息，则危险已过大半，往昔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其南进，不许其北进，独不反对西进，而今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已不复存在了。

于是，为了继续维持和稳固“一党专政”的统治，国民政府不仅提出了“西北重于西南，对内重于对外，整军重于作战，经济重于政治”的对内方针，还将抗战的完全胜利寄希望于英美等国的身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在对日作战、租借物资分配使用等环节均出现了一些纠纷。

进入1943年以后，美国军政界对那就国民政府的批评日渐增多。对此，张治中如是评价道：“以与我国邦交最亲切之美国而论，其朝野人士对我之讥弹，已达于令人不堪忍受之地步。”

豫湘桂战役后，罗斯福提出的“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中国全部军队”的方案，令蒋介石大为光火。

在他看来，军队是国民党赖以统治的基础，“装备共产党就是在装备我们的敌人”，意味着国民党政权的全面崩溃。

不过，出于对美国政治和军事层面的依赖，蒋介石不敢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因此，他在7月8日的回电中表示，“自己在原则上赞成这一意见”。不过，他话锋一转，旋即以“中国军队与政治内容不若他国之简单，需要准备时间”为由加以拖延。

在8月23日和9月19日，罗斯福两次来电，“言辞激烈地强调使用中共军队和史迪威全权指挥中国军队的重要性。”

两封电文，让蒋介石的心态濒临崩溃。在他看来，一旦接受了美国的要求，“只能使自己被抛弃”。

原因很简单，“如果美国人成功地不顾他的意志而把史迪威强加于他，他们就有可能在共产党问题上也照此办理。”

于是，蒋介石在9月25日的回电中，直接提出了“撤换史迪威”的提议。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10月以后，美国放弃了可能会付出很大伤亡的台湾和厦门作战，转而选择进攻吕宋岛以及绕过台湾岛向硫磺岛和冲绳前进的作战计划。

这就意味着，美国对华战略开始优先考虑政治而非军事。于是，罗斯福在10月24日主动解除了史迪威的任命。至此，美国的对华政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45年2月，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三人在雅尔塔召开碰头会，就击败轴心国集团后的利益分配问题展开了讨论。

2月12日，三国签署《英美苏三国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公报》与《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的议定书》，会议正式闭幕。

除了两份公开声明之外，三国还秘密签订了《苏俄参加对日作战协议书》。协议书的第一条，即“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并专门标注了“依据斯大林的通知，由罗斯福采取获得蒋介石主席同意的措施”一句。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6月中旬，美国总统杜鲁门才指令驻华大使赫尔利将这份秘密协定的内容通报给了蒋介石，并要求他“尽快与苏联进行谈判，以签订条约的形式，接受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苏联提出的对日作战之条件。”

在拉扯了近两个月后，两国于8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附件（照会）二件。这就意味着，国民政府全面丧失了“干涉外蒙古独立”的条件，即“只要公投通过，外蒙古就正式独立”。

坦诚说，从“开罗会议”的“三巨头”成员国“沦落”成为利益划分的“棋子”，无疑是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遭受惨痛失利的直接恶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欧美盟国乃至民间对国民政府的印象已转趋为不信任与轻视，最终一度影响到了国共内战的结果。